配合長照法施行的初期財源上路，立院財委會三月中審議通過遺贈稅率與菸稅調升案。遺贈稅部分，初審通過的行政院版本，擬將單一稅率制的百分之十，調整為10%(5,000萬元以下)、15%(5,000萬元至1億元)及20%(1億元以上)的三級累進稅率制（贈與稅的級距則減半），其餘規定不動，預計每年可以籌措60多億元。

 在野的時代力量黨團則是提出降低累進級距，提高稅率至20%（遺產1,300萬以上，贈與150萬以上）及30%（2,800萬元以上，贈與350萬以上），並降低年度贈與免稅額至150萬元的草案版本。相形之下，行政院草案版本可謂是「微調」。

 微調版的遺贈稅，預計將於今年六月上路，不過由於新政府上台之前，各界即有預期遺贈稅調高的風向，財政部蘇建榮次長也表示，從去年遺贈稅收統計資料，贈與稅較往年增加五成以上，看出有錢人趁現在10%，提前贈與。因此，今年六月正式上路，調高後的稅率是否可籌足長照財源？倘若預期落空，是否又得另起加稅爐灶？

 微調式的遺贈稅改，除了籌措些許財源外，沒有靈魂與理想

立院初審通過行政院版草案之後，即有執政黨立委，針對降低累進級距、提高稅率至30%的時代力量對案，嚴詞反駁其不務實、理想性過高，行政院的稅率「微調」版才是負責任立法。執政黨委員主張，自98年改制10%單一稅率以來，稅基擴大三倍（應該是申報案件數與案件量），低稅率尚可鼓勵民眾誠實申報，而非委請律師、會計師規劃避稅，且稅率過重將引發國人資金外逃，且不動產價格高漲，加稅將導致賣房繳稅窘狀。

 如果從當前的短期狀況（三年內）來看，上開主張看似言之成理。不過，平心而論，遺贈稅的影響絕不在稅收增減，毋寧是放眼在三到十年以上的中長期，對財富配置、社會價值觀念的調節與影響，更別說是財富規劃市場需求，可以造就相當數量的理財規劃人才投入。今天就只單單訴求五、六十億甚至百億的遺贈稅收增加來挹注長照，委實大材小用（光是裁掉一半統一發票兌獎金就可達陣），又只是憑幾張稅負影響試算表，就要發動遺贈稅改，不僅貶低還更進一步淘空了遺贈稅制本該具有的靈魂與理想。

 遺贈稅制的功能與影響力絕不亞於綜所稅。從遺贈稅98年改制極低稅率政策以來，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是稅收並未大幅增加，反倒減少了，立法當時信誓旦旦的資金回流雖有發生，但股市、經濟成長及人民總體福利、薪資，八年以來依舊處於停滯狀態，明顯讓人民有感者，毋寧是房地產市場投機與社會財富資源分配不均衡，乃至於富二代炫富（超跑滿街跑）、社會仇富雰圍，相較於改制前嚴重許多。既然單一稅率新制自舊政府推動至今並無成效已近八年，小英新政府本來就不受前朝拘束，當可依照自身財經政策走向，全盤檢討妥當性，否則坐實了骨子裡依舊是同組人馬、同套「唯有取悅鉅富，才能換得經濟成長」的思維。

 其次，「今日的贈與，減少明日的遺產稅基」，每年220萬元贈與免稅額、超過部分10%贈與稅，鼓勵生前贈與規劃，代價正是淘空死亡時的遺產稅源，故美國、德國均引進所謂遺產、贈與稅共通終身免稅額，正是在避免此情況。或許所謂「新制讓遺贈稅基擴大三倍」，毋寧是富人抓緊10%的優惠稅制，在此「稅捐假期」之內，儘早完成財產世代移轉，落空的是未來的遺產稅收，又過早、過度輕鬆地獲得巨量財富，是否也摧殘了富二代、富三代的工作、創業意願及承受創新挫折的能力？更是值得我們深思的課題。

 30%的稅率與國際水準相當

合理、均衡、展望中長期且稅負中立導向的遺贈稅率，須與綜所稅率相互協調。遺贈稅10%~20%，輔以兩千五百萬元、五千萬元的級距門檻，對照綜所稅超過千萬元收入，加徵45%的最高稅率，更別說股利所得的綜所稅加計營所稅已高達49.675%，補上二代健保立即過半數，稅率及級距明顯過度失衡。

 稅率級距的設定，行政院版本以5千萬與1億元以上分別適用15％與20％的遺產稅率級距（贈與稅門檻折半），相信在社會95%的民眾眼中，辛勞一輩子仍是遙不可及的數目，尤其是對照綜所稅（主要來自薪資所得）淨所得52萬以上12%，117萬以上20％的級距，實在很難令人有感並轉而相信遺產稅制的公平性，從而舒緩社會貧富對立氛圍。特別是依靠著不動產、證券市場等免稅交易致富、暴富者，先是躲過綜所稅，又在10%遺贈稅的掩護下，輕鬆富貴傳家，無怪乎惡化社會的仇富對立雰圍。同時，有意多回饋社會、盡些義務的成功企業家，卻也因過度偏袒的遺贈稅制，背負了「有錢人賺大錢卻沒負擔該有稅負」的制度性原罪。

 又歷史與經驗證明，當有跨稅制的失衡，必然進一步導致（一）綜所稅的稅負規避動機大幅提昇，例如在境內或境外設立投資公司，代大股東承接股利，並按年將該投資公司股權移轉給子女；（二）社會大眾，特別是年輕人，輕視辛勤工作，寄望無償受贈、繼承的偏差價值觀，或惡化貧富對立雰圍。

 遺贈稅的中長期合理的稅率與級距規劃，本文認為，實不宜向香港、新加坡等城邦國家（City State）看齊，蓋台灣乃是擁有相當領土、兩千四百萬人民的外貿島國，理應有更深層紮實的稅制、經濟架構。如果參考美國、德國與日本的遺贈稅制，日本相續稅採累進稅率10%（1千萬日幣以內）起跳，最高可達55%（6億日幣以上），德國繼承稅以配偶子女來說，7.5萬歐元之內7%，2,600萬歐元以上適用30%，美國遺產稅則545萬美金以上適用40%稅率。此三國的各自立法思維可能是抑制鉅富、培植中產階級（日本），相當資力以上的鉅富應負擔30~40％的遺贈稅負，但又不會過度影響其家族財富傳承（德國），至少吾人可以確定者，我國擬採之10%~20%是明顯低於國際一般水平，時代力量提出的30%毋寧較為接近。

 或有論者主張，我國維持遺贈稅負的低稅率環境，可以吸引資金回流充實台灣經濟，一旦稅率太高，嚇跑台商資金轉進新、港等免稅中心，到時將百業蕭條云云，此類加稅不利嚇跑大戶的說法，吾人當不陌生，姑且不論所謂資金回流促進台灣經濟，也一直欠缺實證，單單是新、港的免稅天堂狀態近期也會大幅轉彎，至遲將於兩年內，透過共同申報標準（CRS）與外國帳戶稅收遵從（FATCA）機制，向美國、中國揭露、通報稅收資料，渠等資金外逃趨勢容可期待。當政局穩定、對外開放的我國，持續建構健全、中立的稅制，復以企業投資獲利穩定（我國上市櫃公司投資殖利率普遍都有4%以上）的話，還去擔心沒有投資人問津，如果不是杞人憂天，就是居心叵測。

 合理的遺贈稅制有助於穩定房市

如果再將目光轉至房地產，相較國際偏高的不動產價格，對照我國偏低的薪資水準，房市欠缺經濟/薪資與收益的成長作為支撐，資金熱退潮之後本該有價格下修壓力，更別說帶動市場價格上升動力的豪宅，其課稅現值遠低於市價，而成為節稅「藏富」並「世代移轉」的最佳載具，亦屬非正常的理性需求。拿維持非理性、頹勢已見的不動產市場作為阻擋稅制中立政策的說詞，容易令人懷疑是否出於護航特定產業。

 本文認為，其實不論新建、老舊住宅或豪宅也好，落實遺贈稅實價與量能課稅，容可發揮中長期穩定房市的機制功能。申言之，透過遺贈稅制來抑制持有較多房屋的意願，自然可以調節房市價格，如欲避免賣房繳稅者，制度設計上，只需保障自住一間房屋定額免稅的前提即可。至於持有超出一屋，甚至大量囤屋的投資客，負擔相對較高的遺贈、所得及持有稅負，難道不是確保居住正義、機會均等的正當政策手段嗎？

 遺贈稅改可以檢討存在數十年的稅負闕漏

若吾人進一步平心檢視現行遺贈稅制，自62年開徵至今40多年來，除98年改制單一稅率10%外，一路上只是零星修正，不僅避稅漏洞、節稅空間俯仰可拾，還有部分制度對奉公守法的納稅人極度不友善，茲簡單列舉以下幾項亟待改進、修正者：

 1.      夫妻相互贈與免課贈與稅：夫妻相互贈與免稅起源夫妻聯合財產制，現法定財產制已貫徹夫妻財產各自所有，收益管理及處分各自為之；況自司法院釋字第696號解釋以來，所得稅法第15條也修正為夫妻合併申報，但稅額分開計算，排除所得稅課對婚姻的懲罰。然而，遺贈稅上依舊維持夫妻之間財產移轉免稅，夫妻即可相互調整財產配置，享受分開計稅的的稅負級距優惠。

2.      現行贈與免稅額設定過高：現行每年220萬元的贈與免稅額及夫妻相互贈與免稅，規劃分年贈與即可有效地「紓減」遺產稅基，參照財政部委託研究報告，自98年大降遺贈稅率並提高免稅額至220萬元後，納稅人申報應稅贈與額隨之大幅提高，且以不動產贈與為大宗，適度降低贈與免稅額（例如每年100萬，配偶150萬不計入應稅贈與），甚至引入所謂終身贈與、遺產免稅額制度（例如終身1,000萬元），都會有助於鞏固遺贈稅基並提昇稅收。

3.      公益團體的免稅資格浮濫：近來被爆假公益信託的個案，浮現長久以來部分公益財團法人被當作企業集團持股工具的問題。遺贈稅法規定，捐贈、遺贈給政府立案的公益財團法人即可免稅，免稅門檻相當寬鬆，也有不少企業掌門人兼任公益財團法人的董事，容有礙於公益團體執行目的與機關治理。國外立法例多作有限制，貫徹捐贈與執行獨立原則，具有稅負優惠資格的公益財團法人，其管理機構須脫離捐贈人的管控、獨立執行，具體來說，財團法人董事會成員至少三分之二以上，不屬捐贈人的關係人。

4.      保單節稅或避稅，實務認定不一：遺贈稅法第16條規定，人壽保險指定受益人者，保險金免計入遺產課稅，早先開啟躉繳或投資型保單避稅歪風，經稽徵機關與行政法院援引實質課稅原則逐案認定，對於人壽保單市場幾乎發生封殺效果，毋寧仿效外國立法例設定合理上限，例如保險金額設定如一千萬元之上限可免計入，一則避免徒生徵納糾紛，二則也可活絡保險市場。

5.      繳清遺產稅才可移轉過戶：遺贈稅法第8條及41條規定，未繳清遺產稅之前，不得移轉，除非提供等額的擔保，為確保國家稅收債權，立意正確，但被繼承人驟逝，繼承人欠缺足夠現金者，形同永久無法繼承。實則，不乏其他更為完善的手段，例如要求承受財產方應承諾代為繳納稅款。

 總結來說，執政黨有四年或八年的施政期間，任何的稅改，理當以中長期、租稅中立的考量，來反餽今日短期的具體財稅立法。倘若為了不碰觸少數富有階層的逆鱗，放棄理性政策討論，施政上處處劃地自限，尚且自我美化為「務實負責」，此一發展趨勢容不斷地錯失糾正前朝過度傾斜紅頂商人的經濟政策，最後自然會反映在選民的理性公評，實不可不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