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經濟日報╱柯格鐘】

中央與地方爭奪地方稅之立法權，地方只能在現實上極為有限的框架下，進行地方稅的立法或解釋現象。另更重要者，在於我國憲法就中央地方權限劃分的規定，乃至於關鍵性的國稅地方稅目的劃分，體制上由代表中央的立法院決定，在這過程中，欠缺代表地方的常設性機關參與。

依我國憲法第十章中央地方權限劃分規定，有關國稅與地方稅目的劃分，交由中央立法並執行。倘若遇有爭議，仍交由立法院解決。故而，立法院一方面有權制定財劃法，據以劃分國稅與地方稅，同時也有權修法，更改原先既有稅目的劃分，乃至於決定同一稅目中，稅收將要如何分配；另方面，立法院也享有對於新興事物課徵稅捐，例如課徵碳稅、環境稅或能源稅，究竟應交中央或地方，乃至於決定以上各稅之徵收與收益歸屬的高權權限。

實際上，立法院屬中央級之立法機關，標誌國家為追求「全國一致」性立法規範的利益與政治力量，故而，立法院是代表中央的常設性機關，在其組成結構中，縱有區域選出的立委，其實並非代表地方的力量：首先，所謂區域立委並非常設性機關或組織；再者，區域立委在既有的政黨政治底下，甚少能有區域立委能經常性地作跨黨派聯合，建立足以抗衡中央黨團決策的政治力量，從而立法院從來就無法追求「因地制宜」性的立法。國稅與地方稅目劃分及新興稅目課徵的權限，全權交給「事主兼公親」的立法院一手決定，中央遂能透過財劃法規定，作成結果上有利於中央、不利於地方的決定。

以財劃法規定來看，屬於稅收較為豐富的稅目，例如綜所稅、營所稅、營業稅、貨物稅、菸酒稅、證交稅等，均屬國稅；反之，劃給地方的稅收，盡是些稅收貧瘠之稅目，例如娛樂稅、契稅、印花稅，就算是稅收稍多的土增稅、地價稅與房屋稅，也經常要為配合中央的政策而犧牲，形成「中央政策、地方埋單」的現象。

在1999年營業稅自地方稅改劃為國稅以後，我國國家總稅收超過八成均屬國稅收入，反之，地方稅收僅占不到二成，在中央與地方的事務劃分上，除國防、外交、貨幣、司法等專屬國家以外，多數之政務無論是內政、經濟、教育、衛福等，均有許多重疊或各有專擅事務，中央地方稅收財源劃分不均，分給地方的稅收過少，造成我國地方自治體之財政體質，自始即先天失調。

（作者是成大法律系副教授，本文由中華法務會計協會提供、誠品公益基金贊助）